失业，不只是生存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惊悚剧导演黑泽清，转型拍了一部家庭伦理剧《东京奏鸣曲》。这部讲述东京乃至日本无数人在世界经济动荡局势下生存境遇的影片，不像同年播出的《入殓师》那般将日本疗愈系文化表现得登峰造极，没有刻意制造温情，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失意与迷茫、痛苦与追寻、压抑与爆发，以及又终将归于平静的生活结局。

  (图/《东京奏鸣曲》)

  故事是从一个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四口之家展开，父亲龙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在 48 岁这年被公司扫地出门。

  刚失去工作时，他白天穿着西装革履假装出门上班，其实是瞒着家人四处求职，然后去公园里闲逛打发时间、坐在长椅上吃免费的救济餐，晚上再回到家继续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用一种近乎堂吉诃德同风车搏斗式的努力，试图守住自己长此以往所建立起的某种权威与尊严。

  在影片中，失业并非龙平一人所面临的困境，而是一群曾经的脑力劳动者所共同遭遇的难题。他们失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怕被家里人发现，于是就整天在外面游逛，营造出一种自己很忙的假象，甚至有人在压抑自己、故作轻松一段时间后，选择了自我了结。

  失业会让人变得如此窘迫，观众对此有些难以共情。因为在我们的惯性认知里，即使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双双破裂后，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依然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直到 2010年被中国反超)。在这样一个“全民中产”的富裕社会，绝大多数家庭都已经完成了一定的物质积累，况且还有政府救济和失业保险可以兜底，所以即便失业了也照样能够活得不错。

  但我们也许忽视了一点，失业所带来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停留在生存层面。

  2017年，京都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弘曾在日本经济新闻访谈中说：“当上班族将‘XX 株式会社’字样印刻在名片上时所拥有的自尊心，在离职印章被橡皮擦擦除的那一刻起，会被一种超越薪资收入的消逝感所吞噬。”

  尤其是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中，男性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往往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失业顶要紧的还有身份与尊严丧失的危机。

  而在一个物质与精神文明越来越丰盈的社会里，人们也许低估了工作所承载的个人需求价值维度。

  01 劳动和工作有本质的不同

  现如今，在一个高度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体系里，与老一辈一年365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时期相比，每个人干的活儿更少，工作的环境也比以前舒适得多，办公室里冬暖夏凉，但我们还是无时不刻地感到不快乐。

  大家自嘲是社畜、牛马、吗喽，在格子间和PPT日复一日的岁月蹉跎中染得一身“班味儿”。羡慕时间自由的“数字游民”，甚至想要逃离互联网大厂去做只需要出点体力的日结工。

  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并非是一种幻觉，而是劳动和上班本身就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

  劳动本质上只是一种生存手段。无论是做直播、种地、还是说去翻小区里的垃圾桶捡瓶子，一个人通过付出劳动换来几十块钱来满足个人温饱，这是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不掺杂任何的欲望。

  而上班的本质是“用劳动换取社会价值的认可”，它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承担着一个人的欲望以及社会角色的期待。这里面拿到薪资报酬只是基础，我们还渴望在工作中能够获得社会地位、成就感，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一旦没有了工作，整个人都会变得焦虑、空落落的，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就要饿死，而是不再拥有工作所赋予他的某些身份、成就感、和被尊重所带来的价值失去。

  记得有一回在课堂上，一位临近退休的老教授跟我们说：“我今年就要退休了，马上我就是那个在菜市场里买菜的老李头。不是很理解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逢人就自我介绍是XX大学的退休老师，你都退休了，就不是老师了，还有什么好提的。”

  其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工人都盼着能早点退休，但很多老干部恨不得在岗位上干到八九十岁，因为很多人的自我价值感，都是从工作中获取的。

  在电影《东京奏鸣曲》中，那位最终选择煤气自杀的朋友，此前每次出场都展现出一副满不在乎、不紧不慢的潇洒姿态，仿佛对自己失业几个月毫不在意。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伪装。之所以伪装，也是想要在困境中维持住自己仅存的一点尊严。

  因此，工作本身就额外承载了很多个人的欲望，自然也就会带来压力和倦怠。

  而人生的价值是不能只依赖于一份工作的，要主动去寻找不同的支点来建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结，来回答“没有这份工作，我还是谁”这个问题。

  否则，一旦失去，那种恐惧和不安，就很容易让生活失衡。

  02 要回归内心真实的需求

  既然工作的本质，就是在满足一个人的欲望。那么，我们最先应该想清楚的就是自己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回归到内心最真实的诉求：是金钱，还是地位?是轨道，还是旷野?

  大部分情况下，甘蔗没有两头甜，不同的诉求，对应的动作也截然相反。

  比如，我就想趁着年轻多赚钱，先把家庭的财务短板补齐，那么是不是就不应该贪恋科研冷板凳的稳定;反之，比起收入我更看重能有自己的时间和生活，那么互联网大厂那种快进快出的模式或许就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赚钱，不是只有通过上班打工；你以为的稳定，也不一定真的就稳定。与其一味地在避坑的路上左闪右躲，不如盯着自己的目标一往无前。

  但在一个热衷于宏大叙事的语境下，问题总是可以轻易地归结到那些无法改变的客观条件上，比如，大环境不好、学历贬值、考公才体面稳定……这也很容易让人忽视自我可以改变的力量。

  事实上，在职场投入是一件很有性价比的事。比如，当你感到职场焦虑时，把这种焦虑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很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比如领导的赏识、升职涨薪等)，但如果你投入到其他的领域，比如家庭，可能反倒会被排斥，你的付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具体的反馈。

  职场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站队”、被当作“工具人”、PUA这些都是常态，但并不影响我们在规则内最大化达成自己的目标。

  而职场真正的向上管理，一定是为对方提供价值。这个过程中，你获得自己想要的，对方获得他想要的，从而达到一个双赢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数字化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差和认知差基本早已被互联网抹平。那么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锚定目标后的那份勇气和行动。

  03 职场没有那么多的快意恩仇

  ‍日剧《半泽直树》里银行职员“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更像是职场剧里的宏大叙事骗局。

  现实世界里的失业者，更多的是像深夜档《我，到点下班》里那位突然被优化的部长，在接到女儿的国际长途时，以“爸爸在休年假”为由举着手机去公园遛溜达了一圈又一圈。

  东亚人在意尊严与体面，是几千年来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但客观地说，“35岁职场危机”也并不是某几国的特色，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在中年的某一个时期达到巅峰，此后便是一路走低的下坡路。华尔街四十多岁的码农，同样也要想办法渡过中年职场冰河期。

  美学家格诺·格鲍尔在《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里有这样一个观察：“当消费社会提供的速成意义感失效后，重建生活支点就像用冻僵的手指系登山绳。”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失业后想要再有份体面的工作可谓是困难重重。与年轻人尚可在招聘软件中谋得一职相比，中年人其实更应该在“Gap 期”把目光转向自己手上的人脉资源，做到以“人”带“事”，不要屏蔽职场社交。

  倘若真的很难重回职场，抛开欲望，人满足生存需求所需要的成本其实很低、很低。就像在影视剧《比海更深》中，七八十岁的树木希林坐在檐廊下说过的那样：“人生这东西很简单的，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这些都没关系。”

  而《小偷家族》里海边戏水的场景，也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被“社会合格品”收容所拒之门外的地方，尚有海浪可以再次教人呼吸。

  倒是能够理解，失业带来的不仅是生存问题，顶要紧的其实是尊严的危机，特别是对于一个家庭的男主人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成为顶梁柱，保护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没了工作，也就等同于没了尊严。

  是枝裕和在《比海更深》里给出更温情的解法：落魄作家在台风夜找回母亲的保单，那些被暴雨泡皱的墨迹反而成了重生的触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