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招聘方称“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

  “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

  左芒是 2022 届毕业生，去年从英国留学回来，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今年 4 月，她在求职软件上投递法务岗位，人事告知简历未通过筛选，只因为左芒是女性。

  这不是左芒第一次遇到性别歧视，难得的是，这次有实质性证据。于是，左芒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将公司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左芒胜诉，公司赔偿 3000 元精神抚慰金。

  左芒将这段经历分享在了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很大的流量。评论区有人开玩笑，可以靠诉讼发家致富了，毕竟性别歧视如此普遍。

  但左芒的故事不是一篇爽文。从着手起诉到一审判决，左芒花费了近三个月时间。即使她是法律专业出身，依旧经历了许多磕磕绊绊，体会到法治与起诉流程的细节。这解释了，为什么近十年来，国内竟然没有一宗胜诉的职场性别歧视案件。

  但沉默无法改变现状。左芒始终相信，人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得到应有的公正。这是发声的意义。

  01 “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

  今年二月份，左芒开始在上海找工作。那段时间她投了六七百封简历，但是只收到了三四十个公司的面试通知。

  面试的时候，左芒发现，公司经常会问及她有没有男朋友、婚育规划这些问题。一开始她还暗暗吐槽，面试官怎么这么业余，不问专业知识，像七大姑八大婆似的唠家常。

  接连被问了三四次之后，左芒觉得不对劲，为什么每家企业都要问婚育的问题?到网上搜索后，她发现很多女性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才意识到，这是就业性别歧视。有些公司为了躲避女性生育期间的成本，会拒绝录用未婚育的女性。即使早在 2019 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明文规定禁止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出国前，左芒读了语言班，最后一节课的话题就是性别平等。搜索资料的时候，她发现很多岗位仍然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由 Boss 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22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城镇女性平均薪酬为男性的 77.1%。同时，多数行业都存在性别薪酬差异，其中教育培训行业差异最高，高达52.7%。

  除此之外，女性的升职天花板也比男性低，或是被排挤到边缘的岗位，比如客服、HR。

  直到求职的时候，左芒才发现自己变成了纸上的那个人。当现实真正落到每个人身上，就不再只是数据和材料了。

  这并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左芒面试的都是大中型企业，包含国企、私企、外企，覆盖面很广，情况也都一样。

  再到后来，左芒去一家外企面试，前期已经沟通了几轮，双方都比较满意。结果到了管理层的面试，对方直接来一句，“我们想要男性”。当时是口头沟通，左芒猝不及防，没来得及录音。

  四月份，左芒在求职APP上投简历。她看到有家国企招法务，岗位要求比较低，只要本科学历，对工作经验也没有严格要求。她自认为还挺符合要求的，就投了简历。十几分钟后，HR告诉她简历没有通过筛选。左芒感到意外，追问原因，HR回复“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

  左芒与HR的聊天记录

  “我觉得很无语，都 2023 年了，怎么还有公司这样?”怕误会对方，左芒还多问了一句，这是考虑性别比例，还是只招男性?左芒听说有些公司会限定性别比例，男女分开招聘。但是HR没有回复。左芒又仔细看了招聘要求，里边也没提到这回事。

  后来，左芒和其他学法律的朋友讨论，都觉得这肯定是性别歧视。她想，既然有证据的话，可以试试起诉他们。

  02 漫长的起诉

  决定起诉之后，左芒想去找相关的案例作为参考。出乎意料的是，最近的一宗性别歧视案件竟然停留在 2014 年。有个烹饪培训学校招聘文案策划，要求性别为男性，被求职者告上法院，最后赔了 2000 元。

  时间缩短到近 5 年，只有一宗职场地域歧视案件。2019 年，有位女性投递董事长助理和法务专员两个岗位，结果公司都以“不招河南人”为由拒绝她。最后法院判决公司赔偿 10000 元(含 1000 元公证费)。

  按照法律规定，歧视求职者的性别、年龄、地域等，都属于侵犯就业平等权。左芒想的是，现在人口流动那么大，换户籍其实没那么难，这都可以获得一万元赔偿。那像性别这种与生俱来，后期又难以改变的特质，赔偿金额应该有更多。

  7 月，左芒开始着手起诉。第一步是立案，她先在网上搜索到公司的工商信息，写好起诉状。再用“可信时间戳” APP 固定证据，包括聊天截图和招聘信息。这是担心公司偷偷删改发布信息。

  写起诉状时，左芒的主要顾虑是，虽然招聘男性是 HR 说的，但这个命令有可能是领导层下达的，HR 只是按照命令行事。她担心公司为了息事宁人，让 HR 背锅，而真正歧视女性的人，却没有受到惩罚。所以，左芒特地加入一条诉讼请求，要求处罚领导层。

  这是左芒参照国外案件写的，后来她才知道，国内并没有相关的单独处罚领导层的法律条文，属于无法可依。于是，第一次立案被驳回了。

  “一般只要有适格的被告、明确的诉请，就可以立案。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应该在开庭后审查。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话，再驳回就行。这回在立案的时候，就给我驳回了。”左芒感到不解。

  左芒要求法院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这样的话，她可以去上一级法院维权。结果过了一周，法院都没有出具裁定书。

  “可能是基层法院案件堆积太多了，忙不过来吧。”左芒尝试寻找解释，她曾经在不同级别的法院实习过。左芒联系了立案庭，对方劝说道“你也别揪着裁定书这个事了，直接把诉请改了，重新再立案就行”。左芒只好修改起诉状，要求公司层面做出赔偿，重新提交后，总算立案成功了。此时已经过了一个月。

  提交材料时，左芒选择“不接受诉前调解”，但案子依旧走到了调解程序。8 月中旬，法院将起诉状发给被告，这时公司才知道自己需要应诉。公司先给左芒发了沟通函，希望达成和解。

  他们在信中强调，岗位最终的录用人员为女性，因此不存在性别歧视。另外，公司还附上了六份应聘人员登记表，其中包含男女求职者。最后，公司主动提出愿意支付 2000 元，补偿左芒为维权花费的时间精力。

  刚开始左芒有些松动，心想或许公司只是针对她，最后这个岗位还是录用了女性，也挺好的。但是在仔细研究登记表后，她发现了异样——虽然其中有男有女，但 4 月份的登记表都是男性，而左芒正是在那时被 HR 以“想招聘男性”为由拒绝。

  这说明，至少在 4 月份的时候，公司只想招聘男性。至于后来又招收女性，或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男性。不管是只招聘男性，还是优先招聘男性，都属于性别歧视。

  另外，公司还可能以是否婚育来筛选求职者。左芒发现，公司 5 月份录用的法务，是 28 岁的已婚女性，说不定已经完成生育。还有份男性简历被画上星星符号，明显是中意对方，同样已婚。

  左芒意识到，沟通函表面是示好、和解，实际是模糊焦点与狡辩。“公司根本不承认错误，也没有真心实意地道歉。”于是，她更坚定了不和解的想法。

  后来，法官助理也打电话给左芒，提醒她诉讼存在风险，还可能影响之后的求职，不如直接接受公司提出的赔偿。左芒同样拒绝了。

  03 “判决赔偿被告 3000 元”

  9 月，案件准备开庭。前一天，左芒花费 4 个小时，写了详细的发言要点。当天她信心满满，“证据充分、法律依据也有，肯定是必胜!无非是赔偿金额会拉扯一下。”

  左芒提出三项诉讼请求，分别要求对方公开登报道歉、赔偿 32000 元、承担全部诉讼费。左芒认为，公司拒绝女性求职者，主要是为了规避生育成本，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公司通过实行性别歧视，间接获利了。根据民事侵权赔偿相关的法律规定，侵权人获利情况，也是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之一。

  再者，根据 2022 年 11 月发表的《三孩政策下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及对策研究——基于延长产假的分析》，研究者给出的测算数据为“因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延长产假政策， 企业在其女职工生育一至三个孩子时，平均需承担 3.20 万至 9.59 万元”。所以，左芒要求公司至少赔偿 3.2 万元。

  公司请了两位五十多岁的男律师来辩护，但他们都没有对左芒的证据做出反驳。反而用蹩脚的理由解释，公司不录用左芒，是因为她曾经有过仅一个月的工作经历，稳定性不够(事实上这只是一段实习经历)。HR 担心直接说明原因，会对她造成伤害，才说只招男性。

  “他们怎么会用这个作为辩护理由?一个是正当的拒绝理由，一个是就业歧视，他们竟然觉得后者更好?”左芒觉得律师是在诡辩。

  质证环节，律师还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多次强调：“我们最后录用的人，工作经验丰富，不录用你是应该的。不录用你，就是因为你不行!不优秀!”

  为了给法官留下好印象，左芒没有打断他们。“后来法官都看不下去了，让他们没有新的内容要说，就别说了”。

  “没劲”，左芒一直喜欢看 TVB 的刑侦剧，还以为自己会跟对方来一场势均力敌的 PK，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过程。

  几天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性别歧视。判决书中指出：“显然以性别这一无法选择的条件作为落选理由，本身并非真诚和善意。上述行为系被告对劳动者的性别进行区别对待，侵害了原告作为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形势严峻，被告作为国企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被告在招聘工作中仍然存在粗糙草率、缺乏温度的情况，没有对我国多年倡导的男女平等就业有足够的认识，形成本案纠纷。”

  最后，酌情判决要求公司赔偿左芒精神抚慰金 3000 元、合理维权费用 200 元，驳回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书原文

  04 恶意诉讼?

  决定起诉公司后，左芒把经历分享到社交平台。有些人认为她“幼稚、可笑”“这有什么的，还要去起诉，法院不会立案的!”

  左芒觉得，社会对性别歧视的敏感度太低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歧视残疾人，大家会很敏感且警觉，认为这是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对待。但是看到岗位招聘仅限男性，很多人会觉得是可以得过且过的事。她们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性别歧视同样对人格造成侵犯。或是，她们在遭遇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就更加习以为常，不认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而既得利益者，自然乐见其成。污名化女性维权的声音，从来都不是少数。不少男性纷纷指责左芒搞性别对立，这是男性维护自己特权的惯用说辞，也是在制造职场性别歧视合法性的陷阱。

  包括上文提到的烹饪培训学校，根据裁判文书网记录，公司也在诉讼中辩称，“原告行为明显属于通过恶意诉讼、滥用诉权，借国家公权力之手，以达到博取眼球的炒作行为。”

  “有些人已经把自己的特权给合理化了，就算别人只是想要公平竞争，他们都觉得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左芒一直都支持平权。“如果今天有个男性去应聘护士，岗位仅限女性的话，我也支持他去起诉、去维权”。

  左芒提到了金斯伯格法官的例子。曾经有人问金斯伯格，最高法院应该要有多少位女法官?她回答最好九位都是女性，对方特别震惊。“为什么九个法官都是男性的时候，你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金斯伯格反问道。

  2018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做过一项实验，在北京高校中抽取 100 名学生作为被试者，每位被试者制作两份简历，除性别外，其它信息完全相同。接着，在国内大型招聘网站发布虚拟配对简历。结果显示，男性收到的面试通知比女性高 42% 左右。

  实验报告分析，女性遭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雇主不愿承担女性的生育成本;雇主认为女性不能吃苦、不适应出差;雇主认为女性可能更注重家庭，而非职业发展。

  “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性别已经失去很多机会了。”左芒发现，性别歧视无处不在，或显性，或隐性。而且学历越高的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越严重。

  曾经有公司在面试中，直白地告诉左芒，工作内容并不难，更需要人员稳定。相比硕士女生，他们更愿意选择本科男生。“女性一到二十五六岁，好像对企业来说就变成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左芒感到十分无奈，“适龄婚育”、“照顾家庭”等规训明明是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不合理期待。

  05 不要沉默

  社会发展的列车轰隆向前，性别观念却停滞不前。这是左芒要求公司公开登报道歉的原因，她希望借司法的震慑力，让更多人知道，性别歧视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法官认为公司发送沟通函，已经有道歉的意味，没必要再公开道歉。

  说实话，左芒对诉讼结果并不满意。十年过去了，性别歧视的赔偿仅从 2000 元提升到 3000 元，这不符合经济发展速度。况且，3000 元也不足以覆盖左芒在维权过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这解释了为什么性别歧视如此普遍，却鲜有人起诉公司。

  “有些人也许能意识到这是性别歧视，但她不知道能不能赢、值不值得花时间精力，大概率不会选择维权。”左芒认为要把赔偿金额提上来，让案件具有诉讼价值，才可能改变现状。

  不过，左芒并不后悔起诉，“越沉默，现状就越不会改变”。

  立案之初，曾有网友评价她，“你这种人是不是没有被社会毒打过?”在他们看来，不公正才是社会现实，而左芒竟然以为自己能够改变现实。

  当我询问是否有过维权失败的经历时，左芒露出羞涩的笑容，“确实没有欸”，接着开玩笑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算到我的胜诉率里边?”

  这是左芒第一次起诉，却不是她第一次主张自己的权利。法律专业，带给她维权意识。持续的成功经验，则让她相信权利是可以被保护的，自己能够得到想要的公正。

  例如，不少健身房会设置霸王条款，购买课程之后，不能退款或转让。左芒曾经出于客观因素，没法按原定计划上课，却无法退款。她选择直接拨打 12315，投诉到市场监管局。“一般如果监管部门给力的话，都能把钱要回来。不给力的话，就写一个起诉状，吓唬一下他们。”

  左芒在乌鲁木齐旅居时，就遇到过“不给力”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不知道自己有执法权，不知道该拿商家怎么办。“他们也很烦，说一年到头消费者都在投诉，投诉了二三十家健身房。”在左芒的科普下，他们才集中整治市场，要求健身房在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下把费用退还。

  有时，左芒还会帮身边人维权。家里老人曾经跟着旅游团去云南旅游，被忽悠买了十几万元的和田玉。她知道后，联系当地旅游局介入，跟旅游团协商，最后自己付运费，退回和田玉，要回了钱。

  对公正的渴求，早早在左芒的心里萌芽。读书的时候，有些老师会区别对待学生，一旦班里出了什么坏事，就让成绩差的同学背锅。这种时候，左芒也会站出来反对。

  或许在一些人眼里，左芒显得有些叛逆。但她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不希望以后变成保守的“老顽固”。“我可以变得圆滑，去保护自己、保护身边的人。但是内核的东西、善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存好”。

  左芒明白，维权成本过大，阻扰了许多人的脚步。她想着，等拿到确切的赔偿款后，就把这次诉讼流程整理成模板，开直播分享经验。“有了模板以后，大家维权的话，可以少花些时间，甚至可以自己辩护，不用花大价钱请律师。”

  不过，相比闹得轰轰烈烈，左芒更希望性别歧视能变成普通案件。“我希望它普通到，假如你在路上被人撞伤，对方就应该清楚自己需要赔医药费这种程度。而不是搞一个浩大的工程，去证明这件事是错的，才能拿到赔偿。“ 性别不平等，不是敏感话题，而是真切的、频繁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问题。

  求职屡屡受挫时，左芒曾经跟父母抱怨性别歧视不公、年轻人处境艰难。爸爸回复她“确实是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去改变它?”现在她可以告诉他们，“我有试图去改变它，我有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