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减税着力点应落在供给侧

特别是在当下中国进行智能制造和创新创业浪潮下，更应该通过税收的改革去推动，让更多中国的企业拥有创新和创造的动力，从而更好地反哺中国经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劳动者的收入，因此，此轮美国税改通过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在倒逼中国的税改，从长期角度来看也利好中国资本市场。

作者：陈季冰 许善达 拙政江南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新推出的史无前例的减税计划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我想是与近年来国人对于中国税负过高的抱怨直接相关。

几个月前，中国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的一番话就曾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共鸣。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他之所以将一个大型工厂建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营商成本已经低于中国。

其中，除了电费等生产性成本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税收。如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更是为曹德旺们把企业从中国迁至美国增添了强有力的理据。

《人民日报》报道

难怪《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评论说，特朗普试图发动一场“税务战”（这是“贸易战”、“汇率战”之后的一个奇怪的新说法）。 中国国税总局官员则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批为“只考虑自己”，缺乏“大国担当”，并暗示“负责任”的中国不会跟着一起加入这场减税大战。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即将届满百日之际送出的这份减税大礼，被称为“自里根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从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

第二，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开征10％的惩罚性税收；

第三，将个人税从目前的7级简化为3级，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并将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5％。

美国部分税改方案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 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府债务节节攀升，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奥巴马任内美国爆发过多次“债务悬崖”危机，2013年10月，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还因此关门停摆。那么，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共和党信奉的经济哲学。

西方国家在度过了二战以后的30年黄金增长期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被称为“滞涨”的经济困境。所谓“滞涨”，就是低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状态，这是大萧条之后横空出世并备受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凯恩斯奠定的宏观经济学一般规律，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三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美国政府债务历年走势

为了对此作出理论回应，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掀起了一场后来被冠名为“供应学派革命”（国内亦有人翻译为“供给学派”）的运动。

从经济学纯学术的角度看，“供应学派”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说，它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供应学派”更多地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发展出了一套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

其核心理念在于：现代经济中的“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因此改善供给才是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根本动力。 这与凯恩斯主义力主的刺激需求背道而驰，也是它得名的由来。

“供应学派”的政策建议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便是减税和放松不必要的政府管制。 “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这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供给学派革命》

这套学说不久后被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拿来推行，并成为了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金科玉律。

按照“供应学派”的经典说法，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会扩大国家的税基，因此即便税率下降了，国家的税收总收入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据说，一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一次酒会上信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幅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曲线图，谁都没想到这条漫不经心的“拉弗曲线”后来成了“供应学派”和共和党人一再强调的税收改革的图腾。

自里根以后，每一届共和党政府都将减税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首选使命。 特朗普也不例外，除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他在竞选期间的最重要经济口号就是减税。

阿瑟·拉弗与“拉弗曲线”

二

然而如此于国于民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会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呢？而且反对者中还有不少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事实上，自“供应学派”诞生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里面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

在经济上，一些严肃的评论者指出，一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 财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并不像鼓吹“供应学派”的政客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与该国目前的财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供应学派”政策的实际践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欧洲边陲小国爱尔兰通过对企业大幅度减税和松绑政府监管，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前去投资，带动爱尔兰经济实现腾飞，帮助它在短期内由一个穷国一跃而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 这大概是“供应学派”最辉煌的战果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但在“供应学派”的摇篮美国，它的成效差强人意。 对“供应学派”和“里根新政”并不欣赏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赢得了一波靓丽的高增长。在克林顿任期的后半段，美国联邦政府连年出现财政盈余，这对于今天这一代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接替克林顿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其结果是迅速挥霍掉了克林顿积攒下来的政府盈余并很快负债累累（这当然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有重大关系），美国经济并未取得比克林顿时代更高的增长。

到小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爆发了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所以，能干的比尔·克林顿在讽刺共和党的经济主张时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没在名牌大学念过经济学，我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的穷人家的孩子，但我会做简单的算术题。”

减税政策的反对者还不无洞见地指出，税收变动会对经济行为造成复杂影响，减税未必在任何阶段都一定利于经济健康增长。 例如，减税将增加企业并购，并改变公司的财务行为。这很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比尔·克林顿谈论税收政策

举个简单例子，当税率比较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压低利润，这会促使它增加支出，其中包括投资和研发；而当税率大幅度降低后，它会倾向于更多积累现金利润，因为这样能够推动它的股票价格上涨。

如果这一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减税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目前就是）不仅不见得能够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研发，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 当减税伴随着金融监管放松（特朗普正打算这么做）时，情况尤其如此。在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后，IMF立刻提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金融风险。

对减税更为激烈的抨击来自政治方面。几乎所有支持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人士都认为，减税会加剧美国已经极为严峻的贫富分化。 《纽约时报》资深评论员纪思道干脆在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此次减税提议怒斥为“抢劫”。

这部分左翼人士的逻辑是这样的：减税将减少政府收入，其结果不可避免只有两个——或是“节流”，即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直接的如削减社会福利；或是“开源”，无非是更多举债。 而无论上述两种中的哪一种，都将明显有利于少数富人，不利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

谁都知道，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税也越多。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2万美元的贫穷家庭，政府本来就收不到什么税，减税对它没有任何益处；而对于一个年薪2000万美元的大公司CEO，这次税改或许能让他一年少缴纳几百万美元税款。

换句话说，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让高收入阶层拿走了。但减税带来的坏处，不管是社会福利减少还是公共债务增加，都将由全体美国人民平均分担。 而且，越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越依赖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福利，有钱的富人在这方面完全支付得起私人服务。

总之，在反对者看来，减税就是在“劫贫济富”，有违社会公正。 因此，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猛批特朗普减税政策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由于减税的最大获利方正是特朗普自己这样的亿万富豪，总统本人与这一政策存在明显的“利益关联”。

三

我并不想在本文中轻率地判断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利弊前景，我只是希望与读者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会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

就个人的一点学习和思考而言，我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中蕴含着显而易见的真理成分。 但我们既要尊重经济学的一般共识，也要实事求是，细致地分析具体问题，寻找到富有针对性的答案。

例如， 从实践效果来看，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福利国家”，北欧的瑞典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它的高福利和高税收。

但以我10多年前在瑞典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笼统的感观有很大的偏颇。瑞典的税负水平的确很高，但这主要是指个人税，事实上，瑞典平均的企业税在整个欧盟仅居于中下游水平。以至于有人说，社会民主党（瑞典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敌视富人，却偏爱富有的企业。

我相信，这种税收结构是瑞典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且全社会贫富差距始终很小的重要原因。 但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可能更有助于“供应学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但政治上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对个人减税远比对企业减税更容易获得多数选民支持。

在民主国家，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减税经常被用作选战或政治博弈的工具。减税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欢迎，因为人们总是对能够对自己产生立刻和直接影响的事务更敏感。

减税让选民的钱包立竿见影地鼓了一点起来（不管鼓得多还是鼓得少），当然让人开心。 至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公正之类的宏观和长期问题，往往不在大多数普通选民的认知半径中。

所以有人说，在民主国家，提议增税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眼下几乎无一例外堆积如山的原因。

然而像比尔·克林顿那样懂一点简单算术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大爆发，而且到头来必将严重地损害经济，近些年的欧元区就是前车之鉴。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上述大部分分析都必须置于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方能成立，那就是一个受到民主监督的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税运行根本不透明，到处存在暗箱操作，那么经济学推论中的税率改变对经济活动的应有影响一定会扭曲变形。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一批人或利益集团总是能够仰仗特权来逃避税收，甚至获得政府显性或隐性的财政补贴；如果一个政府在花钱时充满随意性，财政支出的绩效也得不到有效监督，甚至经常伴随着化公为私的贪腐行为……

那么我认为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讨论减税还是增税，而是启动政治议程来建立一套现代公共财政体系。

近几年世界经济有好几次重大波动，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的预测到。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就没有预测到，有些甚至预测不会爆发。我知道，美国高盛有几位经济学家是提前预测到的并写了报告。

大家在研究预测特朗普的涉华政策时，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显然这些研究和讨论是不够的，也是不充分的。我认为，有4条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做好应对。

第一条是美元升值 。 实际上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元就升值了，还要继续升值。最近美联储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了。当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2％就算是很热了，就要通过加息给经济降温。现在美国的GDP为百分之一点多接近2％，而特朗普总统最终要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为实现这个目标，他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是下降的。如果继续上升，那加息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至少会产生两个比较大的影响：

一个是国内的货币政策。 因为我们国家发货币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外汇储备。所有外汇都要我们的政府、人民银行收购，然后把人民币放出来。所以说，人民币M2占GDP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外汇所放出的货币数量非常大。

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降到3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发行的量可能不再增加甚至会减少。有的专家说，中国的杠杆率和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要去杠杆就会使得GDP下降。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去杠杆就是“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去杠杆又加了个前置条件，说是在维持总杠杆率不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言外之意，就是说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可以适当提高，但总杠杆率不能再提高了！

然而，去年的杠杆率并没有降低，怎么做才能在政府和居民杠杆率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杠杆率呢？这是一个挑战。这和我前面讲的由于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数量会大幅度减少就有联系。所以， 2017年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这个量的变化，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美元加息的第二个影响是，因为美元加息，全世界的资金都会向美国流动 ，这个趋势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严格的说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是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了。

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跟别的货币的汇率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美元对所有的货币总体上都是升值了。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效应，即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

我想在中国也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美国，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 因为国有资本往哪里走，不是企业看哪儿好就去哪儿。但是我相信民营企业的资金，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趋势而流向美国。

2016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为百分之六点几。在投资领域，主要是靠国有资本支持的，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而在国有资本投资里面，有一半以上是靠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像高铁、地铁这种投资在短时期内是没有盈利、没有回报的，正是这样一种投资格局支撑着我们去年的百分之六点几。

2017年，在美元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有多少还在国内投资，这就是一个大问号。如果民营资本投资增长率仍然不高的话，那整个经济增长依靠什么来实现？

第二条是贸易战。特朗普在竞选中说要把中国确定为汇率操控国。如果这样，他就会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增加45％的关税，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他即使不把我们定为汇率操控国，他也要采取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战手段，对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一些商品加大关税。其中有两个信号值得注意： 一个是2017年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说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决定对中国厂商征收32.12％至52.51％的反倾销税。一个是2月2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了补贴，并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所以他要加75.60％的反补贴税率。

这两项加税幅度比那个汇率操控国还要大。我认为，这事还没完，未来他还会选一些商品来加关税。从这两个信号看，这么大的关税，基本上是宣布美国要对这些商品进行彻底封杀。 汇率操控国只是一个手段。我认为，没有这个手段他也会打贸易战。

第三条是特朗普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对很多企业放话，谁不撤回美国生产就给谁加税，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答应回到美国办厂了，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还有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等等。

对中国来说，一个代表就是曹德旺的福耀玻璃。 曹德旺到美国投资办厂属于什么特点呢？ 他的市场本来就在美国，他所生产的汽车玻璃本来就是卖给美国通用、福特的。只不过他原来是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现在他把工厂建到美国，在美国生产，还是卖给美国的通用、福特，有些还可能卖到中国。他的市场并没有变，只是把生产场所变了。生产场所一变，他的各项成本就都变了，这里面有些的成本跟中国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比如说能源成本，他用天然气多少钱？在中国用多少钱？他用电多少钱，在中国用电多少钱？他的劳动力多少钱？有很多比较，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市场因素。

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也在招商引资。 他花了1000多万美元买了一块地，并且这块地既不在东部，也不在西部，而是在中部。这个地比较便宜，虽然花了1000多万美元，但是因为他雇佣了1100个蓝领工人，政府又给他补了1700万美元，相当于那块地没要钱，这也是招商。现在看，特朗普之所以能够竞选成功，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要给蓝领的人找到就业机会。

虽然这是一个个案，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极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我相信，包括中国，包括其它国家要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生产企业，还有一部分会搬到美国去。我想中国可能不止一个曹德旺，不止一个福耀玻璃。当前我们正在去产能，我们的钢铁过剩，煤炭、水泥也过剩。我们的家电比如洗衣机原本不存在过剩的问题，经他这么一搞，一加关税，一打贸易战，出口出不去了，也会出现需求下降，也会出现过剩。2015年、2016年我们在研究去产能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这类产品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2017年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得不考虑了。

这次美国减税，直接涉及到的是税收减少，需要美国降低开支， 有很多人认为美国财政坚持不下来，但实际上 他是能降下来的。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美国仍然拥有发行国债的空间 。全世界的资金都上美国去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供他发债。 另一个是他的军费会节省一部分 。目前他已经要求驻扎国分摊海外美军的军费。最近，安倍已经表态准备多出钱了，北约也提出来按照份额交钱，我认为基本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个是他扩大制造业、恢复制造业，实际上是要扩大美国的税基。 按照他之前说法，要让美国的GDP实现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对美国来说，GDP从2％左右提高到3％甚至还多， 税基会扩大近一倍。 也就是说，他一边压缩政府的开支，一边扩大税基，同时还可以发国债，再怀疑他减税减不成，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有足够的财政综合实力来实现这个减税。 如果实现了这个减税，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到美国去。 这些资金到美国后，他绝不会去搞那些低端的制造业，连我们现在都不干的事他更不会干。 他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高科技领域，重点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有先例的。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减税，就促进了美国IT业的大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业上了一个大台阶。把当时苏联的制造业，包括日本的制造业，统统甩在了后面。时过30年，他又开始大幅度减税。 我觉得，美国很可能又在酝酿一个新的发明创新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

五

就在美国一方面大幅减税、一方面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资本、一方面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时候，中国还在讨论企业的税负高不高？ 有的甚至说中国的企业税负没有再下降空间了。比如对于曹德旺的中美税率比较，国内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现在政治局已经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有些人还说我们的企业税不能再降了，并就此争论不休。 现在看来，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能只用你一个国家的情况来论证。在全球化时代，最佳税率是对全球特别是你的竞争对手而言的，绝不是单就本国而言的。 它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的开支，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全球竞争。因为，现在的企业不只面向国内，而是面向全球。

过去我们的税收理论，那些教科书我也学过，都是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的，很多政策效应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面。 我出个什么政策，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当一个经济体开放了以后，是与若干个开放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的，原来封闭的税收理论、税收政策就不再适合新的多个开放的经济体了。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这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企业之间最大的竞争力，不仅仅在企业的创新能力，而最直接影响企业的这种竞争能力，就是来自于企业的税收成本，所以美国开始通过这种大幅度减税税改来提高美国优先和第一的竞争能力，也必然会迫使更多国家要展开税收改革，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竞争力，尤其是中国虽然这些年改革以来，已经提高了很多企业的竞争能力，但在与很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上，依然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税收上中国也有很大改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