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张社保卡，一农民工在北京拼了18年

   2014年3月3日上午，我终于从单位人事处拿到了社保卡——之所以说“终于”，不是说到新单位历经几个月拿到社保，而是到北京打工18年第一次拿到社保卡。说来，我到北京前前后后换了十多份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不断地跳槽，想碰上一个给员工（包括给我这样农村户口的人）上社保的老板，但这一“碰”就是18年。
   1996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到北京打工，前半年在小饭店、工地和街道清洁队干活，期间流落街头，都没听过什么社保。

   这年9月，我到一家小学当勤杂工，有一次蹬三轮车去教育局拉书，一工友说是学校给他办了社保，这样生病了就能报销，以后还有退休金。同样都是学校蹬三轮车的苦力工，人家咋有社保我就没有？他原是内蒙人，可媳妇是北京知青，后来返城他也成了北京户口，当时好像是只给北京户口办社保。

   后来，我成天就想着什么时候自己能是北京户口，这样有了社保哪怕一辈子当清洁工也是堂堂正正的。

   过了四年，我到一家文化公司做杂务。当时媒体上到处是要求用人单位必须给员工上社保的新闻，甚至街头贴满了劳动局的相关告示。我想文化公司“讲文化”，应该带头遵守法律给所有员工办理“三险”，可不是。老板只给城市户口的人上社保，而像我这样的外来农村户口人不在考虑范围。

   后来，我又换了三四家公司，他们都是只给城镇户口上社保。我那个恨啊，恨自己怎么就生在农村了呢，恨那么多的老板怎么赤裸裸地歧视农村人。

   再后来我换了两家单位，老板给所有员工都不上社保，即使你是城市人乃至是北京人。还有一家公司，成天给外人宣讲法律，包括宣讲《劳动法》，但就是不给所有员工办社保。对城乡员工都不上社保，我并没有感到“平等”，而是深深地绝望，人家都不给北京人上社保，遑论我这样的外来农民工？

   但新遇上的单位，一个个地又是只给城镇户口上社保，而将农村户口“靠边站”。让我感受到没社保的可怕，是两个甘肃老乡在北京的遭遇。

   2010年，一个老乡在工作中得了急性病，没有社保没有积蓄，在京的老乡只好捐款救命。

   2011年，另一个年轻老乡高空作业摔下来，包工头逃跑了，尽管老乡捐助，但在较长时间内还是因钱不够做不了手术，他的母亲泪汪汪地满大街讨钱为儿子治病。这就是没有社保人的下场。
   我更加对社保有一种饥渴感，依旧是骑驴找马——干着没社保的工作，打听哪单位有社保，然后择机跳槽。
   2013年夏，我在河北大厂县准备买期房时得知，购房者须有当地一年社保，否则银行不给贷款，而我没任何社保，另缴5000元办了假社保。

   真是不可思议，即使河北三河和大厂的真社保一年也就5000元，怎么假社保和真社保一样贵？说来在河北三河燕郊和大厂买房的多是北漂族，他们都没有河北社保，每个人得至少缴5000元（后来涨到8000元）办假社保，一年有好几万人在两地买房，办假社保的上亿元都去了哪里？

   这一年秋天，我终于打听到一个叫“雍禾植发”的公司有社保，包括给农村户口上社保，于是我想办法去了这家公司。干了四个月，公司人事部门对我说你转正了，可以来填写信息办社保。拿到社保卡是2014年3月。当时有一同事为此对我说久等了。我回答说，是久等了，但不是等几个月，而是18年。

   18年才等到社保卡，不少身边的人听了感觉心酸，说是简直比中彩票还难，可我要说的是：还有些外来工到北京20多年了，不少人依然没有拿到社保卡，相比他们，我是略微幸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