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负增长，低龄老龄化带来改革“窗口期”（专访节选）
来源：界面新闻
阅读量：798
时间：202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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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和社会又该如何有效应对？界面新闻就此专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两人系知名人口学专家，并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杨成钢也对中国第一个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市进行过深入调研。
负增长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原新：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挑战，肯定在不断加剧。比如，缴纳养老金的人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养老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养老服务接受者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养老金、医保基金的资金库，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同样，在经济领域，劳动力稀缺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以往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出口型经济，也会受到挑战。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其他一系列服务的保障等，无疑会拉动国家公共投入。但国家总的资金盘子就这么大，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用于实体经济的当然就越来越少。所以，它会引起资本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此外，大家想象一下，将来占总人口40%以上的人口的养老金、医疗基金会是一笔巨资，它的运作安全，它的保值、增值问题，都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所以，未来老龄化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同样在社会方面、民生方面、城乡方面、微观家庭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界面新闻：该如何看待中国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压力？
原新：我们看待人口老龄化，千万不要只盯“老龄”两个字，老龄化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的增加，它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如果这样看的话，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从2020年的8.9亿，逐步减少到本世纪中期的6.5亿。这样的下降幅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整个下降阶段，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都多于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所以，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但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在未来老年人口增倍过程中，恰恰也会进入到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当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特别快。从2020年的1.5亿，增长到2050年的2.1亿，这就为我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延迟退休等到本世纪后期才推出，那后50年将是高龄老龄化的阶段。总体来说，人口负增长的早期是温和的，远期是剧烈的，未来30年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推进改革仍有机会窗口。
杨成钢：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压力，实际上更多是从人口和经济关系上来说的，以抚养比为例，这个指标算的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它显示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抚养能力，是单从人口数量上来分析的。但同样的抚养比，如果分母的劳动力人口的质量提高了，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率提高了，实际的抚养能力可能不仅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数量上的抚养比，还应该着力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效率和创造力。
第二，关于少子化问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减少，但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不一定是提高缴纳人员的数量，而是说，如果劳动力质量提高，整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更多，积累的财富更多，国家层面是否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资金注入到养老金池子里。
界面新闻：如此看来，应对老龄化不能单单在人口政策方面发力，而是应该有系统思维，制定系统性的政策，具体你有哪些建议？
原新：首先，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发展，因为老龄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财富的积累做后盾，养老的公共服务就是纸上谈兵。这就指向了“做蛋糕”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过程中，“做蛋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被抚养人口在不断增加等方面。
再说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本质是民生问题，是“分蛋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把尺子下，怎样能让老年人享受到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老有所养。我一直在呼吁，要有“四个意识”或者说“四个跳出”。
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因为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人口现象，是长期的长寿和少子的必然。人口老龄化成不成为一个问题，要看它与经济社会的“匹配度”，“匹配”它就不是问题，“不匹配”一定就是问题，所以要从老龄社会看待人口老龄化。
第二，要跳出老年人的局限。现在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怎么养，老年人养老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在全生命周期当中去考虑这个问题。从横截面上来说，任何社会，无论是年轻化的社会，还是老年化的社会，都有老人。而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任何一个人都会变老。所以，我们应该从生命全周期和全龄人口范畴去考虑问题。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要跳出部门局限。当然，国家有专门来管理人口老龄化工作的部门，提供老年人服务的部门，比如老龄委、民政部、卫健委等，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问题，一定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来应对。
最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不能单纯看待，而应该在所有国家战略的总框架下，与别的国家战略相互协同，去研究应对办法。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等。把未来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统筹到国家总的战略体系下，才有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界面新闻：具体来说，哪些政策的出台可能更紧迫？比如，最近有消息称，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今年推出，你认为可能性大吗？
原新：我认为应该尽快出台。为什么非要延迟退休？回溯历史，我国的退休年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1951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提出，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一些特殊工种，还可以低5年。1953年，该条例做了一次修订，但退休年龄没有任何更改。到了1978年，国家将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了5岁，也就是女性职工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依然是60岁退休。制定该项政策的时候，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而现在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8岁。寿命在不断延长，但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没有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3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到9.9年，延长了至少四年半以上。现在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接受过大学、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普遍都到23-24岁，甚至30岁才开始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断推后，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没有改变，相对而言就是人口用来创造财富的年龄段实际上缩短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家庭、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当时社会上多半都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每个家庭平均要生6个以上孩子，而现在只生1.3个左右，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现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当时。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
实际上，延迟退休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就已提出，当时的提法是，研究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实施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经过这10年的酝酿，时机已经成熟。延迟退休可以减轻养老金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只是减轻，不能改变养老金终将“穿底”的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说未来30年，实际上给我们开启了推迟退休的时间窗口。
从世界范围看，日本在过去20年中，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并且鼓励企业延长到70岁。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是63岁到65岁退休，个别国家延迟到67岁。在今天这样一个长寿化的时代，延迟退休也是世界普遍趋势。
杨成钢：我觉得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个是退休，一个是退出劳动。退休，本质上是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延迟养老金的给付，这与退出劳动不是一回事。此外，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稀缺的。但中国不同。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供给不短缺。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们需要的也不是老年劳动力，而是高质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我们延迟退休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给付问题。但我认为，靠延迟退休不是一个好办法，根本上还是要靠国有资产注入做大资金池，靠“寅吃卯粮”无法持续。
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和社会又该如何有效应对？界面新闻就此专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两人系知名人口学专家，并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杨成钢也对中国第一个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市进行过深入调研。
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人口负增长早期，也就是低龄老龄化阶段，这为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争取了时间窗口。中国过去的人口数量优势正在消退，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补齐劳动力结构性短板。
……
负增长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界面新闻：分析人口形势，除了规模，还有结构问题，随着人口负增长到来，老龄化和少子化也会加剧，未来会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原新：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挑战，肯定在不断加剧。比如，缴纳养老金的人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养老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养老服务接受者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养老金、医保基金的资金库，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同样，在经济领域，劳动力稀缺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以往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出口型经济，也会受到挑战。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其他一系列服务的保障等，无疑会拉动国家公共投入。但国家总的资金盘子就这么大，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用于实体经济的当然就越来越少。所以，它会引起资本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此外，大家想象一下，将来占总人口40%以上的人口的养老金、医疗基金会是一笔巨资，它的运作安全，它的保值、增值问题，都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所以，未来老龄化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同样在社会方面、民生方面、城乡方面、微观家庭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界面新闻：该如何看待中国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压力？
原新：我们看待人口老龄化，千万不要只盯“老龄”两个字，老龄化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的增加，它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如果这样看的话，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从2020年的8.9亿，逐步减少到本世纪中期的6.5亿。这样的下降幅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整个下降阶段，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都多于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所以，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但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在未来老年人口增倍过程中，恰恰也会进入到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当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特别快。从2020年的1.5亿，增长到2050年的2.1亿，这就为我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延迟退休等到本世纪后期才推出，那后50年将是高龄老龄化的阶段。总体来说，人口负增长的早期是温和的，远期是剧烈的，未来30年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推进改革仍有机会窗口。
杨成钢：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压力，实际上更多是从人口和经济关系上来说的，以抚养比为例，这个指标算的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它显示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抚养能力，是单从人口数量上来分析的。但同样的抚养比，如果分母的劳动力人口的质量提高了，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率提高了，实际的抚养能力可能不仅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数量上的抚养比，还应该着力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效率和创造力。
第二，关于少子化问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减少，但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不一定是提高缴纳人员的数量，而是说，如果劳动力质量提高，整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更多，积累的财富更多，国家层面是否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资金注入到养老金池子里。
界面新闻：如此看来，应对老龄化不能单单在人口政策方面发力，而是应该有系统思维，制定系统性的政策，具体你有哪些建议？
原新：首先，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发展，因为老龄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财富的积累做后盾，养老的公共服务就是纸上谈兵。这就指向了“做蛋糕”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过程中，“做蛋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被抚养人口在不断增加等方面。
再说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本质是民生问题，是“分蛋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把尺子下，怎样能让老年人享受到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老有所养。我一直在呼吁，要有“四个意识”或者说“四个跳出”。
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因为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人口现象，是长期的长寿和少子的必然。人口老龄化成不成为一个问题，要看它与经济社会的“匹配度”，“匹配”它就不是问题，“不匹配”一定就是问题，所以要从老龄社会看待人口老龄化。
第二，要跳出老年人的局限。现在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怎么养，老年人养老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在全生命周期当中去考虑这个问题。从横截面上来说，任何社会，无论是年轻化的社会，还是老年化的社会，都有老人。而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任何一个人都会变老。所以，我们应该从生命全周期和全龄人口范畴去考虑问题。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要跳出部门局限。当然，国家有专门来管理人口老龄化工作的部门，提供老年人服务的部门，比如老龄委、民政部、卫健委等，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问题，一定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来应对。
最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不能单纯看待，而应该在所有国家战略的总框架下，与别的国家战略相互协同，去研究应对办法。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等。把未来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统筹到国家总的战略体系下，才有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界面新闻：具体来说，哪些政策的出台可能更紧迫？比如，最近有消息称，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今年推出，你认为可能性大吗？
原新：我认为应该尽快出台。为什么非要延迟退休？回溯历史，我国的退休年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1951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提出，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一些特殊工种，还可以低5年。1953年，该条例做了一次修订，但退休年龄没有任何更改。到了1978年，国家将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了5岁，也就是女性职工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依然是60岁退休。制定该项政策的时候，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而现在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8岁。寿命在不断延长，但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没有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3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到9.9年，延长了至少四年半以上。现在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接受过大学、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普遍都到23-24岁，甚至30岁才开始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断推后，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没有改变，相对而言就是人口用来创造财富的年龄段实际上缩短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家庭、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当时社会上多半都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每个家庭平均要生6个以上孩子，而现在只生1.3个左右，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现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当时。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
实际上，延迟退休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就已提出，当时的提法是，研究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实施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经过这10年的酝酿，时机已经成熟。延迟退休可以减轻养老金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只是减轻，不能改变养老金终将“穿底”的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说未来30年，实际上给我们开启了推迟退休的时间窗口。
从世界范围看，日本在过去20年中，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并且鼓励企业延长到70岁。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是63岁到65岁退休，个别国家延迟到67岁。在今天这样一个长寿化的时代，延迟退休也是世界普遍趋势。
杨成钢：我觉得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个是退休，一个是退出劳动。退休，本质上是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延迟养老金的给付，这与退出劳动不是一回事。此外，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稀缺的。但中国不同。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供给不短缺。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们需要的也不是老年劳动力，而是高质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我们延迟退休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给付问题。但我认为，靠延迟退休不是一个好办法，根本上还是要靠国有资产注入做大资金池，靠“寅吃卯粮”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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